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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美学:世纪之交的美学新收获

2000-09-05 来源:光明日报 刘士林 我有话说

谈到生命美学,人们往往会把它与1994年以后开始在美学界出现的所谓“后实践美学”混同起来,实际上两者不尽相同。首先,从时间上说,生命美学的出现远远早于“后实践美学”。早在80年代中期实践美学风头正盛之时,美学界就提出了生命美学的理论构想。例如南京大学潘知常教授发表的《美学何处去》(1985)、《生命活动:美学的现代视界》(1990)、《生命美学》(1991)。其次,从学术成果方面看,区别于“后实践美学”,生命美学关注的不仅仅是对于实践美学的重大缺陷的批评,而且更是一种坚实的学术建构。从80年代开始,越来越多的美学家先后投入生命美学的研究,不仅在美学基本理论方面有所发现、有所创造,而且把学术视野拓展到了中国美学、西方美学、当代审美文化,推出了一大批学术专著、专论,涉及到了美学基本理论、中国美学、西方美学、当代审美文化等各个方面,从而极大地开掘出生命美学的学术资源,并且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:就20世纪出现的以蔡仪为代表的认识美学、以李泽厚和刘纲纪为代表的实践美学、以潘知常为代表的生命美学这三大美学构想而言,只有以潘知常为代表的生命美学的构想,才真正与中、西方审美实践以及当代审美实践一脉相承、相得益彰。至于认识美学、实践美学,则无论从中、西方审美实践来看,还是从当代审美实践来看,应该说都彼此格格不入,因此,其理论构想堪称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。

事实上,生命美学的崛起与中国的美术界自90年代开始走向生命美学,都是不可避免的。不论是认识美学,还是实践美学,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,就是都坚持从知识论的框架出发去考察美学问题,而且都把自由的必然性即所谓对于必然的认识、把握或者“实现自由”(马克思)作为自己的根本视界,都把审美活动作为认识活动或者实践活动的附庸,因此更加强调和突出必然、一般、本质、群体、规律,以及从有限、必然、过去的角度来规定人、阐释人。例如,把审美活动相应地理解为人的认识能力或者说人的实践能力。而生命美学则独辟蹊径,转而从生存论的框架出发去考察美学问题。它主张自由的超越性即“生命的自由表现”、“自由地实现自由”(马克思),把审美活动在最为根本的意义上与人类的生命活动等同起来,因此更加强调突出偶然、特殊、现象、个人、创造,以及从无限而不是从有限、从超越而不是从必然、从未来而不是从过去的角度来规定人、阐释人。这样,就把人的生命本身空前突出出来,甚至可以形象地说:美在生命!从某种意义上讲,这也正可以看作是生命美学这一称谓的根源。

生命美学对于当代中国美学的理论贡献,主要可以表现在内容与方法两个方面。首先,从内容的角度看,它为中国美学研究提供了不同于认识美学、实践美学的全新内容。认识美学、实践美学的全部内容都是从“人如何可能”(认识、实践如何可能)直接推论出“审美如何产生”、“美如何产生”(客体为什么会成为美)、“美感如何产生”(主体为什么会有美感),坚持的是“认识活动、实践活动与审美活动的同一性”,然而,这样一来,美学的独立的研究对象就根本不存在了。生命美学与认识美学、实践美学的区别恰恰在这里。它强调在美学研究中必须将“人如何可能”深化为“审美如何可能”(审美活动何以为人类的生命活动所必需)。在此基础上,生命美学提出了与认识美学、实践美学根本不同的美学研究对象。这就是:审美活动的本体论内涵。从而,第一次为美学研究开辟出一大块独立的学术空间。其次,从方法的角度看,不论认识美学还是实践美学,追问的都是在主客关系中形成的美学问题,而生命美学追问的则是超越主客关系中形成的美学问题。从而,第一次为美学研究开辟出一大块独立的方法空间(这就是潘知常教授所强调的智慧型美学的诞生)。如果我们考虑到事实上不论历史上中西美学的美学探索,还是当代的审美实践都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,真正的美学问题只存在于超越主客关系之中,而在主客关系中形成的美学问题则大多是一些假问题、伪问题,那么,生命美学的这一方法论上的贡献,则无论在什么意义上,都绝对不容忽视,而且代表着当代美学研究的新方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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